[1](p.21) 这是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庄严宣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在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针对不同情况，分别就一审程序、二审程序和再审程序中涉及的新的证据的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另一方面，在司法解释的法定范围内，如果司法解释的内容不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则该司法解释同样不合法。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制定了《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就司法解释的制定程序、形式等作出规定，但这种自我约束缺乏充分的公信力。(二)完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制度 完善的备案审查制度是有效规范司法解释制度实施的保障。为了正确地处理这些问题，常务委员会在第十七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1955年6月23日，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55年《决议》)，首次就司法解释问题作出规定。从多年来司法解释制度的实施状况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完全有能力承担起制定各种司法解释的职责。

在1978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曾明确指出：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出于论述的需要，本文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法律进行的解释称为立法解释，将其行使的法律解释权称为立法解释权。而法理（比如，人有正当防卫的权利之理）的言理既要证明法理的真（在事实诸因子结构中内嵌的客观法理），而最根本的是要证成法理之（实践）正确（英语：[practical] correctness, rightness/德语：Richtigkeit），这个被证成的（实践）正确之理的实质是正义（法的先验终极规范性原理），故此法理也可以称为正义之理（the reason of the justice），其通常用规范语句或评价语句来表达。

法学不是一种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完全遵循自然科学范式和方法法则的科学，也不能说它的学科形成是一块处自然科学管制下的知识殖民地的结果。憎指促使四根分离，造成万物分离的力量。即，无论任何事项（法律规范规定的类型化的事项以及个案中有待处理的事项）均以事实为基础。正如我们在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哲学中所看到的，哲学家历来把前者称为第一性真理，而把后者称为第二性真理。

第三，正确的方法是循理而知道，而不是相反，说得道而知理，有时候，我们掌握了某种自然/外部世界的必然呈现方式（所谓得道），但不一定就完全清楚该必然呈现方式形成的诸条件结构所内嵌的根据（原因性的规定根据），也就是说，不一定知道之理。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

沈家本在总结中国古代刑法之理时也曾说：事变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总不外‘情理二字。这种真理的合适称谓是事实性真理（factual truth）：就像我们在数学中所看到的公理，比如：如果两条直线都和第三条直线平行，这两条直线也互相平行。在认识论意义上，法理同样可以表现为人的言理。无论从四因的哪一因看，自然哲学本体论上的道/理都是外在世界中的与事物（实体）相关的一种客观实在，但这种客观实在又不能等同于客观事物（实体）本身，而是客观事物生成、变动、完善（优化）与消亡的一种必然呈现方式（道）或这种必然呈现方式形成的诸条件结构所内嵌的根据（康德称之为原因性的规定根据[die Bestimmungsgründe der Kausalit?t] ）。

至明代中叶，王阳明（王守仁，1472－1529）提倡致良知（一种先验的道德意识：良知者，心之本体），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建立自己的心学体系，认为天理就在人心（心之体，性也。比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些事道在一切社会概莫能外，也必然要求发生。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战国中期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周（约前369—约前286/275）在《庄子·缮性》中称：道，理也。

在笔者看来，鲁宾所谓的法律的内在结构和意义其实就是法理。比如，刑法规定人有正当防卫的权利，人在本人或他人面临不法侵害的时候，出于保护自己或他人正当防卫的必要，采取防卫的措施，不负刑事责任。

到了宋明时代，中国有关道和理的解释有了新的发展，其中还纠结着德、礼、心等概念的辨析，影响超过了两汉的经学、魏晋玄学和南北朝隋唐的佛学：比如，北宋周敦颐（1017—1073）用《易》之阴阳、太极来解释道、理、礼、诚，提出太极而无极说、一实万分和以诚为本的天道本体论思想：诚者，圣人之本我们先来看汉语理的用法：无疑，理很早就是一个语义丰富的汉字，其所指对象及意义差别较大，既可以指物质组织的条纹（纹理），也可指事情的内在之理（事理），还可指理事（对事情的管理、办理），其与法、事、情、义、天、人等组合成不同的汉语词汇：比如，汉代班固著《汉书·宣帝纪》中载：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

依照他的说法，道是一切存在的本源依归（万物之宗），在它之上没有什么更本源的存在（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象帝之先）。研究法存在之理固然重要，但这种研究可能属于关于法律的研究，而不属于原本的法律科学（法教义学）的研究。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约前280—前233）在解释老子《道德经》（《解老》）有关道、理时也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这种真理的合适称谓是事实性真理（factual truth）：就像我们在数学中所看到的公理，比如：如果两条直线都和第三条直线平行，这两条直线也互相平行。不过，严格地说来，有关法理的真理并不是一个很贴切的表达，原因在于：如上所述，狭义的真理只适合于用来描述承诺自然世界事物道/理的真实性言理或真实性道理。

从认识论上看，自然哲学本体论上的道/理是可以被认识或发现、进而可以被言说的。为了说明上面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所谓法理其实是指法律规整或法律规范规定的待处理事项、尤其是事项处理的行为构成要件（或事实类型诸条件）结构和法律后果之要素结构内嵌的根据（原因性的规定根据），我们可以简约地称之为法律规范/法律规整之理。

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言理也可以称为道理（有关客观之道/理的正确言说），就自然哲学本体论上的道/理之言说而言，由于其陈述内容涉及道/理之真实性承诺，它们可以被称为狭义的真理（有关这一概念的辨析，参见下文）。无论从四因的哪一因看，自然哲学本体论上的道/理都是外在世界中的与事物（实体）相关的一种客观实在，但这种客观实在又不能等同于客观事物（实体）本身，而是客观事物生成、变动、完善（优化）与消亡的一种必然呈现方式（道）或这种必然呈现方式形成的诸条件结构所内嵌的根据（康德称之为原因性的规定根据[die Bestimmungsgründe der Kausalit?t] ）。

也就是说，法理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其要么内嵌于法律规整或法律规范规定之诸条件（主要是行为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结构之中（法律之理，制定法之理），要么内嵌于个案中待处理事项之中，更确切地说，内嵌于作为事项（及其处理）之判断基础的行为事实诸因子构成的结构之中（个案中的法理）。……凡道之情，不制不形，柔弱随时，与理相应。

对于古希腊的逻各斯一词的理解亦大同小异，其初始意义和衍生意义相互交织，该词语分析本身就构成一门深奥的学问，但假如我们舍弃诸多衍生用法，那么但就哲学本体论意义而言，逻各斯到底应翻译为道、还是应翻译为理，恐怕也是一笔糊涂账，争执肯定是难免的。格物，谓在于事物之理各极其至，穷到尽头）、知先行后和存天理，灭人欲，等等。其三，天秩、天常（上天的常理、常道、天德，自然界的运行原理，被用来规范人事）与天理（表示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法则，宋代以后也被用来表达三纲五常之人伦道理）。战国中期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周（约前369—约前286/275）在《庄子·缮性》中称：道，理也。

故曰：‘道，理之者也。说到底，法律规整或法律规范规定的（待处理）事项是人类生活或人类行为的事项，其中的道不是指自然事物的必然规律或自然之道，而是指人类生活或人类行为的事项及其处理之道，即人事之道（简称事道），广义上包含为人之道、人与人相处之道、事务存在之道、事务处理之道等等，这里面最为重要的是规范之道（即康德所讲的普遍的实践理性法则）。

《唐律疏议》中多有关理之规定：比如，《名例》十恶条疏议曰：五服至亲，自相屠杀，穷恶尽逆，悖逆人理，故曰恶逆，《贼盗》夜无故入人家条曰：夜入人家，理或难辨，纵令知犯，亦为罪人，《断狱》疑罪条疏议曰：诸疑罪，各依其犯，以赎论。性即理也，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提出知行合一（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的思想，即所谓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

以上这些条件结构内嵌着正当防卫规定的法理，或者说，正当防卫的法理就并存于这些条件结合而成的内在结构之中。而法理（比如，人有正当防卫的权利之理）的言理既要证明法理的真（在事实诸因子结构中内嵌的客观法理），而最根本的是要证成法理之（实践）正确（英语：[practical] correctness, rightness/德语：Richtigkeit），这个被证成的（实践）正确之理的实质是正义（法的先验终极规范性原理），故此法理也可以称为正义之理（the reason of the justice），其通常用规范语句或评价语句来表达。

在认识论意义上，法理同样可以表现为人的言理。这一关系可以进一步展开观察：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法理必须是源于事物的本性和客观现实的（derived from the nature of things and objective realities）。第二，显然，自然哲学本体论上的道和理作为用语还是有细微差别的，它们各有所指，不可完全混为一谈，说道、理同一，可能仅具有某种修辞学（比喻）意义。进入 舒国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理 。

从本质上说，言理应当是自然哲学本体论上的道/理的正确言说，即所言之理与客观事物生成、变动、完善（优化）与消亡的自然的必然呈现方式（道）或这种方式形成的诸条件结构所内嵌的根据（理）相符合的，认识论意义上的理与本体论意义上的理应具有同构性（同型性），或者言理应当是客观之理的映现（反映）和复写。故此，对于该词的用法，笔者关心的问题有三：（1）逻各斯到底是指宇宙（世界）生成的初始根据（原则/原理）或宇宙（世界）统一的内在秩序结构（此种意义上的逻各斯最好理解为宇宙[世界]之道）？（2）还是指我们人类通过沉思（meditation）而映射（reproducing）宇宙（世界）之道的理（在此意义上，理是对宇宙[世界]之道的镜现[mirroring]）？或者，（3）逻各斯兼有宇宙之道和理二者？在笔者看来，对于上述问题，西方古代的先贤们提供的解释各不相同。

作为名词，理通常有4种意义：（1）解释某事造成某种状态（或者：某事为何发生）的原因。另一方面，法理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法存在之理。

这个规定本身（不妨称之为规范之道）不是客观事物的必然呈现方式（自然之道）的表述，而是以命令句的形式表达的正当防卫规范（防卫之道），该规范之所以是客观正当的（有理），在于其本身具有如下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必须是客观存在的）结构所内嵌的根据（原因性的规定根据），其中包括：（1）本人或他人的生命、财产正在遭受不法侵害。然而，有关客观法理的学理也并非都属于真理（我们可以把反映本体论意义的法理结构的认识再细分为有关法理的意识[感觉]、意见、解释、信念、学说、知识、教义、原理、真理，等等），只有那些真正反映客观法理结构的学理，才可以视为有关法理的真理（有关这一点，下文尚有专门论述）。